第三十七章 教徒和教堂
怒江傈僳族的一切似乎都与竹子分不开的，背娃娃的背篓是竹篾编的，出售家禽、小猪仔须得用扁平竹笼，造房子更要用大量的竹子。因为地理和气候的关系，怒江傈僳族的建筑已不同于四川金沙江一带的土木结构了。这种先在地上竖立几十根木桩，在木桩上铺盖木板和竹篾，四周围以竹篾篱笆，上覆茅草或木板的房子，当地称为“千脚落地楼”，也通称“竹篾楼”，这种房子既凉爽又易建造，一般三年便要拆掉翻建一次，造房子从不拖泥带水，选一吉祥之日，乡邻们都会自动前来帮忙，主人家只需准备一天的饭食、足够的杵酒就是，帮忙的都个个卖力，从拆房开始到新建无毕，都必须一天之内完成，然后乡邻朋友们还将在新房饮酒欢歌乐舞通宵达旦。造房不隔夜，是怒江傈僳族的一大特点。这一带的建筑唯一特别的是教堂，只有教堂才不用竹篾而是用石块垒起来的。
怒江一带信教的不少，教堂虽然显得破烂不堪，但建得倒不算少，从１９世纪末叶开始，法国、英国、美国等众多的西方传教士就开始入怒江活动，信仰原始宗教的少数民族很容易地接受了基督教的传播。直至现在，怒江傈僳族教徒们手中还存有不少类似拉丁字母的“圣经”和“赞美诗”，都是那时外国传教士为传教而创拟的，据说到解放前，整个怒江地区就已建教堂两百多个，教徒也达两万多人。
我去采访的是怒江西岸的腊吐地寨子，那里信教的傈僳人据说达半数以上。从县城面货大楼后面的人马吊桥上过怒江，往南走三公里多路，就是腊吐地寨子，寨口正好有一户人家翻盖新房，使我拍到了傈僳族盖房种种有趣的场面，男人上梁，女人编竹篾围墙，招待帮工乡亲们的杵酒，主人取来热情地让我喝了个够，我记挂着教堂，一种强烈的好奇心驱使我想尽快看到在这闭塞、僻远的峡谷里的教堂。等我赶到教堂时，已听到从那石头垒起的矮房子里传出了唱“赞美诗”的优雅旋律。
垒教堂的石块都很大，接缝处被塞进小石片，墙很矮，人字形的屋顶是用木板和茅草铺盖，石块缝里插有很多木棍树枝条，上面挂着一个个背娃娃的长圆形背篓，小被毯朝外晒着太阳，孩子们都被母亲抱在杯里，边做礼拜边喂奶，或许就此让孩子从小就受受教堂里肃穆气氛的熏陶，还有几个不知是因听得不耐烦还是因为孩子哭闹，而在门外逗孩子玩耍或压低了声音聊大天。
孩童时代，我在上海也曾被外婆带到教堂里去做过礼拜，虽然我们孩子分外受优待，时而还有点心糖果和故事听，但我终究熬不住那过于严肃、压抑的气氛，而常常偷跑到教堂的草坪上去捉蝈蝈玩。三十多年过去了，教堂里庄严的牧师，虔诚的信徒，回响在教堂里唱赞美诗和颂念圣经的声音以及五颜六色的玻璃窗至今仍清晰地留在我的记忆中。在这遥远峡谷的石头教堂里，除了没有上海大教堂的辉煌，华丽，没有让人肃然起敬的牧师黑袍，一切都与我记忆中的相同，牧师削瘦、年轻，但十分庄严。用红纸剪成的“十”字，很大很大，贴在石头墙上，一张极简易的长条木桌横放在牧师面前，年轻的牧师用手打着拍子，指挥教徒们唱着赞美诗，听上去好似三重唱，我不知牧师用什么办法教会了山民们这么复杂的和声唱法。没有一个教徒是在装样子的，个个都十分认真、虔诚，经书很少，往往是二三个人凑在一起，吃力地照着书上的谱和词，大声地唱着，没有滥竽充数的人，有七八十岁的老人，更有十多岁的少年和姑娘，只能容纳百来人的小小教常显得十分拥挤，一条条长长的粗树枝锯成两半做的板凳一排排紧挨着。小教堂里“唱诗”的声音震耳欲聋！我被这样的气氛和场景所感动，我突然地也变得虔诚起来。虽然我没有任何宗教信仰，但却常常被宗教的庄严肃穆所感动，旅行所到佛教寺庙，我会象真正的信徒一样去嗑个头，往“功德箱”里塞进一些钱去，甚至愿意烧几柱香烛，尽管过后就忘得干干净净，但在这样破旧、简陋的所谓教堂里，我突然觉得信仰是如此伟大！
得到主持人的许可，我把录音机放到那唯一的长条木桌上，然后开始拍摄使我感兴趣的一切镜头，教徒们除了对我刚开始的那么几下闪光灯骤亮感到有点意外，立刻重又沉浸在自己的激情中去。我轻手轻脚地挪动着，尽量不使自己发出更多不必要的声响。突然有人邀请我，要我站到刚才牧师的地方去讲几句话，作点什么指示。他们误认为我是中央派来调查宗教问题的什么大干部了，弄得我尴尬万分，一边忙不迭地摇手示意，一边只能挤出一句“宗教信仰自由”的话来。
原来，过去发生过这样的事情，特别是十年浩劫年代，干部召集会议没人参加，只能利用做礼拜、人们比较集中的时候趁机插进来作一番 “计划生育”或“大批判”之类的动员报告，牧师也习以为常，并没有把这种事情当作亵读上帝的行为。因为教堂小，信徒又多，腊吐地宗教活动除了星期天分为上午、下午、晚上三场以外，还在周三和周六晚上增加了两次活动。我不知道在这里教徒们到底有什么教规，我仅了解与傈僳族生活关系最密切的是教徒不能喝酒。怒江傈僳族曾以“……刈获则多酿为酒，昼夜沉醉，数日尽之，粒食罄……”被记于乾隆余庆远的见闻录内，直到现在，傈僳族所收粮食也大部分耗于酿酒之中，常使原本绰绰有余的口粮变得不够吃的。曾有人对我介绍自己的母亲时说过：“我妈妈三天不吃饭可以，一日不喝酒不行！”仅从这一点我觉得信教并不无好处。我在腊吐地分别访问了好些非教徒和教徒的家庭，教徒家中除了收拾得比较干净之外，另一显著的特点就是大小粮柜都是满满的，他们告诉我：不酿酒的人家粮食根本吃不完，每年还得卖掉一些才行。喝酒玩乐的时间也省下来了，他们大部分用来抄写那本厚厚的老傈僳文的“圣经”和“赞美诗”。因为保存下来的不多，而现在需要的人又越来越多，只好轮流抄写，我曾见过一位不足二十岁的小伙子、生产大队的卫生员，趴在低矮的桌上，认真地抄写那本厚得象辞海一样的圣经书。他告诉我，除了抄一本自用外，还要帮助别人抄写，看到这厚厚的经文，真让我佩服这小伙子的虔诚和毅力！
遗憾的是１９５７年国家在反复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开始推行的新傈僳文字却显得实施的较为困难了。
圣诞前夕，我又接到腊吐地朋友们的通知，邀请我去参加他们教徒聚会。
那天，教堂里的盛况空前，石屋门外搭起了一座竹牌楼，上面挂满了松枝翠柏，出入教堂的人都需从这牌楼下经过，写有傈僳文字样的“基督圣诞”的红纸粘在翠绿牌楼上方的横梁上。教堂门口两边的石墙上挂满了背娃娃的背篓，门口聚集着大批的人群。很明显，今天大家都整洁漂亮多了！昏暗的教堂里到处是刚采摘下来的新鲜松针。踩在用松针铺成的厚厚的绿色地毯上，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牧师面前的横条桌上，大叠经书下面也都垫上了厚厚一层新鲜松针，房梁上，凳子上，凡是可以挂住、放下松枝的地方，到处是富于生气的绿色。肃穆、庄严的气氛中无处不流溢出热情和喜悦，被派定的几位傈僳大妈在教堂外的空场地上支起了大铁锅，煮着大家各自带来凑集的食物。我被列为受欢迎的朋友，被允许在这节日的时刻随意采访。如此厚遇使我深受感动，我便不顾一切地登梁爬墙，找各种角度拍照，并收录人们喜悦且虔诚的歌声。
一回生、两回熟，他们已不会把我当做要在教堂里去做脱离实际指示的什么领导人，而作为朋友盛情招待我这个远方客人。中午的“苞谷砂”塞得我几乎三天三夜也不会觉得肚子饿！
做信教的好处，我似乎只有理解成不饮酒的过于局限的一小点，非教徒让我感受到的缺陷虽然饮酒过度，但他们寻求欢乐的本性却得到了充分的满足。他们不象教徒那样清心寡欲地去压抑或限制自己，特别是生性活泼的年轻人，他们一旦入了教，便不能再欢聚歌舞了，喝酒更是被划为严重“犯规”之列，初入教的青年有不少都被“黄牌警告”多次的。尽管如此，不少青年人仍无法象老人那样用宗教的信仰热忱去压抑沸腾的青春血液！
福贡的太阳曾被“誉”为每天从酒的海洋里升起，但我更愿意福贡的太阳永远从欢乐的海洋里升起。
我希望峡谷里的歌舞之乡“千俄千”和“刮克克”的舞步和歌声不会被教堂里的“赞美诗”吞没！上帝啊！改变你的教规，收起你的“黄牌警告”，让人们生活得更加幸福、永远欢乐吧！
我一遍又一遍地体会着边民和山野给我的爱和幸福，使很少尝受到被爱的我重又沉浸在那真情的海洋里。象高黎贡山一样坚实富有的爱，象怒江、澜沧江一样不会枯竭的情，使我变成了一个新人，我已不再是大都市上海土生土长的汉族人了，但我又不知道自己到底应该是怒族、普米族、独龙族，还是摩梭人、傈僳族？……我还能适应现代文明的都市生活吗？
北京，只有几位热心的朋友，但没有我的家，我的前途我并不在意，但我准备献身的事业呢？我的归缩呢？我不知道下了飞机该走哪一条路，但我明白，只有自己那颗奋斗的心会苦苦地折磨着我，一直到我死去的时候。我相信，我终究有一天会摔下悬崖而死去，但我自信我一定不会悲伤！傈僳族人常说：“我是哭着来到这个人世间的，但死去时，我要笑着回去！”
我还要旅行，我将永远旅行下去。我为什么没有家呢？960万平方公里的中国土地上，处处都是我的家。
虽然有痛苦，但我决心在痛苦中奋斗，用别人难以理解的自信奋斗。我深信这就是我的全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