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章 一个和我女儿同岁的怒族小姑娘
到了初干寨子－－这个云南、西藏只有一山之隔的僻远的地方，没想深山沟里欢迎我的却是一场山林野火！
我到初干的那天晚上，寨子被薄薄的白色轻烟笼罩着，我走出屋门，只见山沟对面的坡上一条血红的火龙正向坡顶卷去，我的惊呼引出了房东和寨民们。我试想他们一定会象电影故事中的人们一样壮烈地冲上去扑灭山火，我也将象英雄一样奋不顾身地加入进去，然后做一个衣襟破烂，满脸漆黑，浑身血斑的救火勇士。可是大家却表现得无动于衷，只是看了一眼吞噬着山林的野火便纷纷回屋去了。仿佛对这样的森林火灾早已习以为常。我焦急地询问：为什么不组织力量去扑灭火灾？他们只是带着淡淡的忧愁告诉我：因为干燥，山火时有发生，野火是最难以扑灭的！只要不烧到寨里来，人们是不会舍命去救火的。这样的大火，人只要靠近上去，就没有回来的。况且这里有的是森林，再说，隔着一条山沟，风又不是朝这边刮，火是怎么也烧不到寨子的。
人们走散了，可是我却带着更大的忧虑，久久凝视这熊熊的野火，在黑空里，森林大火冒出的烟竟是白色的！我怀着沉重的心情，把照相机靠在树杈上，拍下了这条疯狂而人们又奈何不了它的火龙。一整夜，我都没有能宁宁静静地休息过，半夜好几次起床，趴在窗台上对着那条贪婪的火龙发狠！
一直到天大亮，对面坡地上留下了一大片焦黑的树桩和枝干，露出干巴巴的黑黄山石，火龙才悄然离去。
被那场野火纷扰的心情很快让一个叫做古学兰的怒家小姑娘安宁下来。她的出现使我又一次地思念起自已的女儿，使我记起了自已做父亲的职责和涌上心头的父爱。
古学兰是我房东家最小的孩子，他们告诉我她和我女儿一般大，刚刚满十岁。初见这个矮小、发育不良的女孩子时，并没引起我多大的注意。她不足一米高的个子，常常背着一个对她来说巨大而沉重的背篓。始终没见到她纤弱的身影停息过，始终没见她穿过鞋子，她的衣裙也和别的怒族小孩一样既破烂又脏。到初干的第二天，我才借火塘微弱的火光第一次清楚地看着她的脸，脸颊不是很干净，有些削瘦，眼睛很大很圆，深深的小嘴角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伤感。因为她爷爷和奶奶对她说话都要朝她耳朵边大声呼喊，还做手势，我才知道她的听觉和发音器官都有毛病。她正提着一口大铁锅往我们的杯中倒开水，一股怜悯之情油然而生，我拿过她手里沉重的大锅，一把将她搂进怀里，没想到我的手才抚平她杂乱蓬松而又干燥的头发，她便抽噎起来，还用肮脏的手背去擦眼睛，我慌忙掏出面巾纸为她擦干泪水。用泪水洗净的面孔是张十分聪慧可爱，纯洁得叫人难过的小脸。我让她坐在我的膝上，从口袋里摸出准备送给她的塑料梳子和旅行小剪刀，教她梳通头发，又教她剪去留着黑色污垢的长指甲。当我又取出一块上海产的尼龙纱巾包在她梳齐的乌发上时，她竟趴在我的肩头嚎啕大哭起来，怎么也制止不住。
８０多岁的老爷爷告诉我，古学兰是家中六个孩子中的小么妹，是个私生子，母亲有病，孩子又多，很少疼她。孩子本是个健康人，但小时候生了一场病，过后就变得又聋又哑了。但她有空还坚持到附近的小学校去上课，抄抄同学们的作业、笔记，现在还能写出自已的名字来。我打开采访笔记，让她签上自已的姓名。古学兰是现在很多怒族人都愿意起用的汉族名字，她的怒族小名叫“阿娌”。我详细地询问了小阿娌发病的前后经过，暗暗地想道：到北京一定找医生问问，如能治好小阿娌的病，我要把她接去治疗。但突然想起自已也是个无处可归的流浪汉时，不禁潸然泪下，但是心中萌发的父爱的冲动，使我又一次搂过小阿娌，对着她的耳朵大声地喊道：“你好好读书，叔叔一定要想办法给你治好耳朵！”我知道只要能听见，小阿娌就会学着说话的，阿娌大概听懂了我的话，又一次趴在我肩上痛痛快快地哭了一场。
尽管我不知道这样的许诺何时能兑现，甚至根本就是一件渺茫的事，但一种义不容辞的责任感使我暗暗下定了决心，那怕请一个医生，把他拖到这个遥远的缺医少药的山寨来，也要请他把小阿娌的病治好。
回到我的睡铺，我无法使自已平静下来，我突然产生了一个念头：这次采访结束后，我要把自已的女儿接到身边来，不论走到哪里，我都要带着她，让她一起来认识这个世界，认识这些遥远山谷中的边寨，认识这些虽和她同代同年，但经历却大不一样的小朋友们。
出于心中深情的父爱和做爸爸的责任感，我把古学兰和我女儿联在一块儿了。
没想到，在初干寨采访的这些日子里，小阿娌和我也真结下了不解之缘，还成了我的小帮手。她每天清早就为我烧好洗脸水，甚至学着把牙膏都为我挤好在牙刷上，晚上我从来不用担心没有热水洗脚，等到我想洗脚休息时，不但马上就可以找到盛有热水的木脚盆，还能看到屋角小阿娌稚气和满足的笑脸。这时候，她的笑是最美最美的。她还会带着我到处“撒野”，我抱着她，让她坐在我的前面，一起骑在阿黄的背上一家家去串门或到野地里玩很晚才回来，使得真普和小杨对我大发脾气，怕我被山里的老虎吃了，小阿娌还会每天抽时间为我割来一大背篓马草，让牲口晚上也能有鲜草磨牙。她象我的影子一样随着我，我们走遍了初干寨的２８户人家。
初干寨有一架尚在使用的原始织布机，机上还有半块没织完的当地人用来做衣服的粗麻布。我决定把它买下来，准备带回去作展出，小阿娌和她家里的人教了我好一阵子，才使我学会摆弄它。
在初干五天的访问结束了，我要走了，要离开这个遥远、闭塞的边寨，离开这个我作为第一个外人到此作客的充满温馨的山村了。通讯员小杨趁我同各家各户告别之际，早早备好了马，上好了驮子。我和来送行的怒族乡亲们一一握别。小阿娌的爷爷奶奶都是八十多岁的长寿老人，暴满青筋、苍老的双手颤抖地握着我的手，一再关嘱我要再来看望他们。又有一些人送来鸡蛋，送给我当地出产的黄木耳和他们自已挖来的珍贵药材黄连和贝母。有些姑娘刚握到我的手便抽手回去，边抹眼泪边转过身子跑回去了。不知是谁先哭出了声，使我们的送别仪式升了级，小伙子搂着我的肩膀，抽泣地叮嘱我一定要把我们的合影照片寄回来。我拥抱着前来送行的人，却怎么也找不到小阿娌。我怀着一种沉重的失落感跨上了马背，告别了这些还没有完全告别“衣不蔽体，食不饱肚”的善良人们，告别了这些能把我当作儿子、兄弟，充满真、善、美的山民们。
我们离开初干寨子走了五里多路，在路边一个高高的小坡上，小阿娌背着那只几乎和她一般高的背篓在等着我。她大概早就看见我们，一动也不动地盯着我，没有象我想象的那样张开双臂朝我扑来，小小的心灵被离别的忧愁压抑着，我只看见她又用手背去抹眼泪。我飞身下马，冲上坡去紧紧地搂着她，一个和我女儿同岁，却要比我女儿整整矮一头的弱小身体……
我没有辜负阿娌的期望，８４年１２月，我第四次上滇西北高原时，专程去把这个从没见过拖拉机、连自行车也不知道什么样子的小姑娘接了出来。
她不会说话，她只会不出声地笑啊笑，看到商店的玻璃窗橱窗里穿着鲜艳服装的塑料模特儿，她开心地笑着；当她弄明白不能把鼻涕擤在宾馆的大红地毯上时，她也笑；当她坐在颠簸的机舱里害怕时也笑；当我好不容易用手势告诉她不能用抽水马桶里的水洗手洗脸，而后她知道这洁白的玩艺儿是用来派作“那个用场”时，她笑得更厉害了，有时竟笑得在地板上打滚，笑得眼泪直流。她的笑深深感染着我们，在北京我那“不定式”的“家”中，由于她天真，无邪，纯洁的笑从根本上改变了只有我和女儿的清冷生活。
小阿娌的病本不难治，只是耳膜内凹，医生只是给她开了一些药，就医的次数也不很多，我真怀疑是因为乘坐飞机时，悬殊的空气压力治好了她的耳病，后来，她能笑出声了“格格格……格格格……”一长串一长串的笑声清脆响亮，我们非但谁也不嫌她常常突发的莫名其妙的笑声，甚至因为快乐的感染，我们也学会了放开喉咙的，痛痛快快的大笑了。
她在北京只住了半年，她完完全全治好了病，她刚开始学说话，就告诉我她不是１０岁，而是１２岁！看着她这么矮小的个头，不由得又使我大吃一惊，她开始想家了，终日处在一个既舍不得离开北京，又万分思念家乡的矛盾之中。
一个她家乡来的干部到北京出差，使她决定回去了。为她送行的那个晚上，她用脆亮的嗓音一首接一首唱着家乡的山歌，那些虽然听不懂的歌词，表达了小阿娌种种回家的欢乐和离家的伤愁。我珍藏着那天晚上的录音带，想她时常常拿出来听听她的声音。
小阿娌已经会写信了，还常常在信封、信笺上都称我“干爸”。她回家很久了，有时，有一种奇怪的念头常常在折磨着我：把她从一个荒蛮、遥远，甚至是原始的深山峡谷中带到北京，带到现代的文明城市，治好了病，又让她看到、领略到了大都市里的一切，然后她又回到那闭塞的深谷中。我不知道这一切最终是件好事还是坏事？！我的困惑，我的担心，只有用时间，用历史来回答，来评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