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山林的儿子又回来了

《天涯孤旅》作者，沈澈，现任中国民俗摄影协会会长，国际民俗摄影“人类贡献奖”年赛创办者，中国首位将民俗摄影系统化、理论化、组织化的民俗摄影家。由于提倡“摄影工作者应学会做文字记录；民俗学者应拿起相机，以此完善历史记载”，拍下了近两万幅记录当地民俗风情的照片，并亲身从事写作，写出了七十多万字的笔记，收集了古老又稀奇的实物一百五十多件，而饮誉摄影界与民俗学界。

此书是沈澈于1983年的一段艰险旅程的精华录，情文并茂，充满奇趣。虽然只写了作者17年民俗摄影生涯的200天，却是他整个生命中最动人、最难忘、最灿烂的日子。此书于1988年１月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在《万象丛书》集中。

山林的儿子又回来了

1983 年3月18日，我一生永难忘却的日子。这是我多次与死神搏斗实现自己梦寐以求的奋斗目标的日子；这是我得到了今天的成功却失去了明天的追求的日子。

北京，民族文化宫。那天下午阳光绚烂，文化宫广场中心的喷水池向蓝天射去带着七色彩虹的万千条喷柱，正门大厅正在为我的影展举行隆重的开幕仪式。

我并没有完全听清国家民委主任杨静仁同志所致的开幕词，他那长达十几分钟的讲话常常与喷向天空又落回池里的哗哗水声搅在一起。当那条横在展厅门口，扎有两个大花球的红色绸带被我们的老国防部长张爱萍同志一剪剪断，几百名社会各界名人、名士涌入悬挂着我的摄影作品的展厅时，我才象别的参观者一样，克制着阵痛过后的极度疲劳，随人流迈进了宽畅、明亮的展厅。这个仅有96幅图片的展览，已“怀胎”25个月，历经了孕育期中种种的痛苦和艰辛。

看到挂在墙上的彩色图片，看到展厅里拥拥挤挤的人群，我忆起了在自行车上越过的25,000里行程；想到了在漫长旅途中曾热切关照过我的老者、孩子，男人们和女人们。不论是苍茫无边的凉山还是温情脉脉的版纳，无论是滇西北的雪山之乡还是天涯海角的椰林沙滩，都留下过我的汗水，倾注过我的心血，记载着我的彷徨，寄托过我的希望和梦想。我现在醒悟到：痛苦将永远伴随着成功，再也不会分开，无论是成功之前，成功时刻还是成功以后。但究竟什么是成功呢？当我在展厅里被各个报社的记者们围住的时候，我似乎感到抓住了成功的一点什么东西，但它很快就无影无踪了。

晚上，我熬不过开幕式空前热烈过后的孤寂，从牛街的民委招待所出来，走到西长安街上，又回到民族宫的门口，铁栅栏上高高悬挂着巨大的广告牌子上，《西南少数民族风情摄影展览－－沈澈采风作品选》19个大字个个都在跳跃闪烁，仿佛在为我欢呼庆贺：你成功了！你成功了！两年多跋山涉水的辛劳已得到了顶峰式的褒奖！我的脸微微有些发烫，难道在远山野林，在边陲小寨我所作的一切努力就是为了能办个展览来慰藉自己吗？在八十年初期的中国，办个人影展谈何容易！而我今天的成功又出乎意料地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北京3月的凉风拂过微烫的脸颊，我为什么觉得那么空虚！仿佛盛况空前的时候过去，天地间只剩下我孤零零的一个人了。五彩缤纷的极度兴奋过后，脑子里只是白茫茫的一片。我心里空荡荡的但又觉得阵阵发紧，象被什么死劲揪住似的，我突然感到我的路走到尽头了！二年多来，每时每刻盼着的就是今天，而从来也没有越过今天去想想那怕是第二天的日子。我茫然地顺着长安街向东走去，一盏一盏地数着长安街上的明灯，心里却在想着我的明天。明天，明天！今后的路，东南西北朝何处去？！我怎么就从来没有想过呢？

两年多前，我辞去了条件优越的上海大学里的工作，开始了骑自行车旅行创作的生活，目标模糊却信心十足。难道这一切仅是为了办一次展览？而生计呢？家庭呢？我突然想到了家，这些日子，我几乎很少去想那个已经距离我很远的小家，妻子早就给我下过最后的通牒，我只能在事业和家庭中二者择一，一点余地也没有。选择后者，今天的展览便是真的顶峰，我可以将今天作为资本去争取吃饱穿暖的世俗生活，可是我却厌恶这样的生活。灵魂已在万里行程中升华，使我正在变成一个新人。我觉得自己已离不开边寨，离不开山民，离不开原野。我虽不知道事业究竟又是个什么样的东西，但我明白，我肯定自己已有了新的追求。失去家庭，失去妻女，永远抛弃有着良好社会地位和固定工资收入的工作，大概就是我从明天开始的全部生活，这样的生活又是什么样的呢？

我在刚刚洒过水的长安街上走着，水汪汪的地面泛映着各处射来的五光十色的灯光，凌乱而耀眼，我不知不觉地已走到天安门广场。一直在默数着的路灯，不知是在哪里中断了，白数了一阵。我重返回去又朝西长安街走。于是又回到了民族宫门口那幅铁皮制成的大幅广告牌子底下。难道还会再给我一次举办展览的机会？尽管我能再接着去做同样的工作，尽管我还可以不惜一切地整年整年地去过着山民们一样的生活，但是究竟什么是最终的目的呢？什么又是真正的成功呢？我疑惑了，茫然了。没有工作单位，没有最基本的活动经费，连生计也没有着落，我已变成一个真正的流浪汉，一个自由自在的单身汉了。

我怕深更半夜长时间耽在民族宫门口会被警惕性很高的首都人怀疑，我又开始了数路灯，再朝东长安街走去。尽管又走了一个来回，我仍没有数清从民族宫门口到天安门前路灯的盏数！也没理清我头脑里杂乱成一团的思绪。但我隐隐约约地觉得，在我面前的是一条十分艰难的路，一条必须走下去但不知终点怎么样，或者说根本就没有终点的路！

于是我决定继续去走那条充满艰险但终究有了起点的路，这不是为了成功，也算不上什么事业，仅仅是为了生活，为了那些应该属于我的生活，不容置疑生活就是要享受人生，为什么我不能按自己的享乐观去追求去奋斗呢？为什么就不能把艰辛也当作享乐呢？

我选择了一个最艰苦、最遥远，最神秘的地方去锤炼自己，去寄托自己满溢的情感，去发泄自己过剩的精力。

那个地方就是我曾经到过两次的滇西北高原。

我是在离婚文书上签完自己的名字才上路的，上海唯一的7平米的小寓从此再也不属于我了。我开始过起实在的流浪汉生活，过起自己向往的生活。只有两台心爱的相机将伴随我浪迹天涯。

朋友们为我饯行，大家祝我创作丰收，我举起酒杯，向着知己好友们：“祝我活着回来吧！”是壮行？是离愁？一股苍凉的豪气涌上心头，热泪，烈酒，一仰脖，全倒入肚中。

1983年7月24日，我踏上了南下的列车。车窗外望见的不再是江南水乡，而是逶迤连绵的高黎贡山；是陡峭险峻的怒江峡谷；是至今保留着母系遗风，迷一般美丽的泸沽湖；是“太初之民”们生活着的神奇、遥远的独龙河谷；是密林、蚊子、毒蛇；是雪山、鲜花、美酒；是一个个神幻莫测，无可预料的未来世界。

车轮“吭吭”不断地响着，二个白天过去了，第三个黑夜也开始消退，火车向着一片曙光冲去。旷山野地里露出了云南特有的一片绛红色土地，眼前猛然一片开阔。我觉得我不是没有了家，而是从极小的７平米在无限地扩大着，960万平方公里，何处不能成为我的家！我突然感到有着像回家一样的亲切和冲动，多少日子的压抑，一下子得到了释放，使我感到痛苦，让我烦恼的流浪飘泊的空虚和孤寂也忽然得到了依托。呵，我知道了，我原本不是那灯红酒绿、广厦高楼的主人，而是这原野、这山林的儿子，今天儿子又回到了母亲的身边。

风景如画，四季同春的昆明城，依旧处处透出明媚和娇秀，但对我诱惑更大的却是我曾去过两次的滇西北高原。那里纯净如玉，没有污染；那里神秘莫测，变化多端；那里情真意切，不掺虚假。而前两次都因为种种条件的局限没能使我深入到其腹地，去对那里的几个为数极少，又有着独特生活习俗的少数民族作比较深入的采访，这次，我决心不如愿以偿，就不回头。

没有留恋昆明的春色，没来得及去拜会曾帮助过我的朋友学生们，仅仅为了购买去宁蒗县的汽车票我在昆明耽搁了2天。因为宾川到宁蒗的公路在金沙一带被洪水冲垮，我不得不绕道行走。汽车从昆明出发，一直向西经楚雄，到达风城下关，再向北，绕道剑川、丽江，拐过永胜，才抵达宁蒗县城，行程1,000余公里，整整化了５天的时间，换乘了３次汽车。

我三上滇西北高原采访计划中的第一站就是这个县城以北1,000多公里处，与四川接壤的泸沽湖畔，一个还遗留着数千年前母系氏族生活痕迹的摩梭人部落。